，说“有时间到家去，慢慢给你们说。”

　　过了几个月，我跟付强要参加一个区办的文艺汇演，到师父家请他辅导。那时候师父虽已成名，尚未大火，一家三口还住在五十平米的单元楼里。客厅是个狭小的长条形，而且没有窗户，白天也得开灯。

　　进屋换拖鞋，我跟付强都露怯了。我们那时候靠演出挣钱挺难，又不好意思像现在的孩子似的，狮子大张口，跟家里要钱花，所以生活有点儿窘迫。我们俩的袜子，全都露了肉。师父打开抽屉，取出两双袜子，让我们俩换上。当时虽说有点儿尴尬，但是又感觉很亲切，一下儿拉近了师徒的距离。

　　中午，师父请我们吃的麻酱面。师父家的麻酱面很讲究，花生酱跟芝麻酱以三、七比例调配，要搅拌很久，调得都出油儿了，用筷子挑起一点儿来，呈线状流下。吃的时候再配上花椒油、醋、黄瓜丝儿，感觉奇香无比。

　　那时候我没单位、没本事、没钱，属于标准的“三无产品”。虽想拜师，成为相声的正宗门里人，但是一直没有勇气开口。我跟师父的关系，只是一个爱好者跟一位艺术家的关系。

　　后来，我跟付强当兵到了部队，四年换了三个单位，辗转奔波，跟师父的联系就更少了。

　　但是师父并没有忘记我们，在我快要复员的时候，师父给我打来电话，说南京前线歌舞团需要一个相声演员，介绍我过去。当时对于我来讲，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，能提干，还能从文艺兵转为职业相声演员。

　　我到前线歌舞团考试，很顺利地被录取了。由业余转为专业，我终于有勇气提出拜师的要求了。感觉自己跟师父说分量不够，我跟付强托王丹蕾老师介绍，师父听王老师说完，满口答应。

　　王丹蕾老师是中国曲协的干部，话剧艺术家杜鹏先生的公子。可惜英年早逝，在五十出头的时候，突发急病故去。在王丹蕾先生的追悼会上，我给他磕了四个头。因为他是我拜师的介绍人，对我有恩，我必须大礼参拜。

　　我跟付强作为徒弟到了师父家，跟师父提出了摆酒席拜师的事儿，师父当即拒绝。他说：“你们没钱，花那冤枉钱干吗呀？”

　　我拜师没给师父买任何礼物，师父还给我二百元钱，让我到南京之后，用这钱买礼物看一下儿当地的相声前辈，也算是到当地的相声界挂个号。

　　就这样，我拜师一分钱没花，还赚了二百块。

　　那年我二十三岁。

　　在南京待了半年，一是水土不服，二是付强一个人在北京没有搭档，我又回到了北京，再一次面临找工作的问题。付强得着个信儿，燕山石化有个文工团缺说相声的。他把这事儿跟师父一说，师父马上花钱雇了一辆专车，带着我们到了几十公里外的燕山石化。因为我们是师徒关系了，我们的事儿就是他老人家的事儿。

　　领导一瞧师父去了，看着名人的面子，马上答应录用我们俩，我们终于在北京有了铁饭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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